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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红概念股吸粉效应扩散 专家提醒业绩预期透支风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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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心村(章静绘)

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(de)黄心村教授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时,博士论文即以张爱玲为题。此后,她(ta)在威斯康辛大学执教多年,研究领域扩展到二十世纪华语文学、东亚跨文化研究和视(shi)听文化研究。五年前,黄教授来到香港大学,借着筹办张爱玲百年诞辰在线展览的(de)机会,重拾张爱玲研究。她(ta)有意识地运用上述诸领域的(de)研究方法,利用新鲜出土的(de)材料,辅以“焦距的(de)调整”,最终在新著《缘起香港:张爱玲的(de)异乡和世界》中展现了一个崭新、迷人(ren)的(de)世界,大大深化了我(wo)们(men)对(dui)张爱玲的(de)认识。在接受《上海书评》的(de)采访时,她(ta)谈到了我(wo)们(men)要在何种参照系下怎样重新阅读张爱玲:不能简单地将她(ta)与同时代的(de)作家相比,而是(shi)要“从张爱玲重新出发”,去挖掘她(ta)背后更加丰富、深邃的(de)文本空间与创作源头——不仅仅包括她(ta)的(de)文字写作,还有她(ta)的(de)图像创作、她(ta)对(dui)设(she)计的(de)理解……《缘起香港:张爱玲的(de)异乡和世界》,黄心村著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22年7月

《缘起香港:张爱玲的(de)异乡和世界》,黄心村著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22年7月

您的(de)新著《缘起香港》以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(de)求学经历为起点,还原她(ta)在港大的(de)住所、课堂,而且您重走了张爱玲曾经上学的(de)道路,爬了她(ta)曾经爬过的(de)山坡,也考证了她(ta)的(de)写作与她(ta)的(de)历史老师佛朗士、中文老师许地山之间的(de)渊源。您指出,今天的(de)港大中文学院大致沿袭了当年许地山拟定的(de)格局。能否请您谈谈港大中文学院的(de)现状?今天港大中文学院的(de)师生对(dui)张爱玲的(de)香港经历是(shi)否还有一些共同的(de)记忆和体验?重走张爱玲上学路:沿宝珊道往山下走,当年的(de)山路没有沥青铺面,应该比较窄,但路边的(de)护坡石墙和根须盘绕的(de)细叶大榕树应该在张爱玲的(de)时代就有了。黄心村摄于2022年2月。

重走张爱玲上学路:沿宝珊道往山下走,当年的(de)山路没有沥青铺面,应该比较窄,但路边的(de)护坡石墙和根须盘绕的(de)细叶大榕树应该在张爱玲的(de)时代就有了。黄心村摄于2022年2月。

黄心村:港大中文学院目前的(de)结构确实跟当年许地山改组以后的(de)结构相差不大,可见许地山当年的(de)理念是(shi)超前的(de),他(ta)用一种现代的(de)学科整合的(de)方式、角度来重新设(she)置了中文系的(de)课程。张爱玲当年上学的(de)时候,主科是(shi)英文和历史,辅科修的(de)是(shi)中文,包括文学和翻译。她(ta)本来要去伦敦大学念书,因为转到港大,才有了选修中文的(de)机会,但主修英文和历史的(de)志愿没有变。港战爆发之前的(de)两年多里,她(ta)的(de)时间(shijian)基本花在念英文上,在英文系、历史系的(de)必读书目之外,还有一个很长的(de)课外选读书单。中文是(shi)辅科,她(ta)不见得花很多精力。她(ta)真正回到中文环境里是(shi)战争爆发后,她(ta)在战乱中找到了一份闲职——在冯平山图书馆做防空员,按她(ta)自己的(de)说法,还没搞清楚防空员是(shi)做什么的(de),战争就结束了。冯平山图书馆里有很多中文书,其中善本不少,许多明清小说堆在馆里,都是(shi)她(ta)从小看的(de)——她(ta)小时候在父亲的(de)书架上看到什么好(hao)玩的(de)就抽出来看,完全没有系统。在战火隆隆之下,她(ta)照样还是(shi)从冯平山图书馆的(de)藏书架上抽书出来读,抽到《官场现形记》,抽到《醒世姻缘传》,都是(shi)命运的(de)安排。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空间,外面炮火隆隆,而藏书架是(shi)封闭式的(de),你(ni)听得到外面的(de)声音,也可以沉浸在书页里面。所以,她(ta)重新沉浸于中文是(shi)在这样的(de)一个环境里。甫落成的(de)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,1932年。香港大学档案馆藏。

甫落成的(de)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,1932年。香港大学档案馆藏。

相对(dui)于中文系,张爱玲更是(shi)一个英文系的(de)学生,她(ta)读的(de)那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(de)英文经典现在还在必读书单中,当然,现在英文系的(de)课程要现代化得多,包括很多二十世纪的(de)现代文学作品。张爱玲那个时代,二十世纪文学非常少,因为还在发生中。我(wo)觉得如果要寻找一个延续的(de)人(ren)文传统的(de)话,可能她(ta)与之前港大英文系和历史系的(de)传统更有延续性。
说到走山路,挺有意思的(de)。我(wo)刚到港大工作的(de)时候,其实很少想到张爱玲。2020年张爱玲百年诞辰,我(wo)猛然有了要做点什么的(de)念头。我(wo)本来就研究过她(ta),因为策展而仔细阅读了大量档案资料,也重新寻访了她(ta)当年的(de)路线和出没的(de)空间,突然就好(hao)像被“打中”了,有一种强烈的(de)意识——“这是(shi)张爱玲的(de)香港大学”。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(ren)来仔细梳理她(ta)和港大的(de)关联,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,必须由我(wo)来做。从校园大学道走蜿蜒的(de)山道上西半山,之前是(shi)很窄的(de)山路,现在不一样了,是(shi)宽阔的(de)马路。走到宝珊道8号,你(ni)就发现:多高啊,真是(shi)像登天一样的(de)感觉。当年张爱玲作为第一批学生搬进宝珊道8号的(de)圣母堂宿舍以后,白天下山去念书、上课、坐图书馆,结束一天的(de)课程之后,回到那个宿舍,就不会再下来了。那条漆黑的(de)山路,那么高,那么崎岖,那么远,住圣母堂的(de)女生回到宿舍都是(shi)乖乖待着,基本上没有社交生活。那么,她(ta)们(men)做什么呢?对(dui)张爱玲来讲就是(shi)看书,大量地阅读。黄心村考据出张爱玲从前居住的(de)港大女生宿舍,这是(shi)在成为女生宿舍之前的(de)建(jian)筑样貌。摄于1930年代。亚历克·库珀(Alec Cooper)私人(ren)收藏。

黄心村考据出张爱玲从前居住的(de)港大女生宿舍,这是(shi)在成为女生宿舍之前的(de)建(jian)筑样貌。摄于1930年代。亚历克·库珀(Alec Cooper)私人(ren)收藏。

那时港大的(de)课程安排应该也非常紧张,读《小团圆》有这样的(de)印象,大家准备考试时,气氛非常恐怖。
黄心村:《小团圆》前两章中,临考的(de)女生个个叫苦连天。张爱玲选的(de)港大文学院当年有四个不同的(de)组合选择,她(ta)选的(de)是(shi)Group A(第一组),主修英文和历史,是(shi)难度最高的(de)组合。所以,即使是(shi)要把规定的(de)主修课完成,已经花去很多时间(shijian)和精力,再加上长长的(de)课外阅读书单,她(ta)的(de)时间(shijian)安排得很满。她(ta)的(de)英文和历史成绩很好(hao),但中文的(de)成绩没那么好(hao),所以她(ta)说自己每科都拿第一,属于记忆的(de)误差。
您前面提到的(de)一个点特别有意思:您在张爱玲百年诞辰的(de)时候突然意识到,原来这是(shi)张爱玲的(de)港大,您仿佛被“打中”了。这是(shi)一种什么样的(de)感觉?
黄心村:是(shi)被“打中”了。原因是(shi)什么?因为我(wo)之前研究张爱玲,都把她(ta)看成是(shi)上海的(de)张爱玲。我(wo)第一次接触张爱玲是(shi)大学时,张爱玲刚刚“解冻”,柯灵先生写了一篇《遥寄张爱玲》,发出一个信号:张爱玲作品可以重新出版。上海书店马上在1985年就影印出版了《传奇》,我(wo)那一册上写下的(de)购书日期是(shi)1987年。当时觉得这书的(de)封面实在是(shi)怪异得很,晚清仕女图,配上一个没有五官的(de)绿幽幽的(de)人(ren)形,鬼一样地往里探望。读起来,整本书的(de)年代感特别模糊,完全没法定位。我(wo)心想,这是(shi)什么东西啊,怎么还有这样的(de)文字?她(ta)真的(de)就是(shi)这样,猝不及防地重新降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(de)中国。我(wo)生长于七十年代,我(wo)们(men)所受的(de)教育完全没有让我(wo)们(men)做好(hao)准备来接受这个完全不同的(de)文字的(de)世界、感性的(de)世界,我(wo)就这样被“打中”了。后来拿她(ta)做博士论文选题,这是(shi)思考之后的(de)有意选择,不算被“打中”。炎樱设(she)计的(de)《传奇》增订本封面,上海山河图书公司(gongsi)(gongsi)1946年版。黄心村藏。

炎樱设(she)计的(de)《传奇》增订本封面,上海山河图书公司(gongsi)(gongsi)1946年版。黄心村藏。

来了香港之后,我(wo)再次被“打中”了。张爱玲研究相比我(wo)当年写博士论文的(de)时候已经是(shi)另一番天地了。近二十年里,遗产执行人(ren)宋以朗先生持续挖掘、整理、出版大量的(de)手稿,她(ta)晚期写作的(de)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出来。这一来我(wo)就发现,原来上海的(de)张爱玲只是(shi)张爱玲的(de)一小部分。两年前再次“打中”我(wo)的(de),是(shi)一个清晰而鲜明的(de)香港的(de)张爱玲,而且,这个香港的(de)张爱玲贯穿了她(ta)的(de)全部写作生涯,自始至终,香港的(de)张爱玲一直都在。
上海的(de)张爱玲是(shi)我(wo)们(men)比较熟悉的(de),一提起她(ta),我(wo)们(men)就会想到海派文学,就会想起旗袍、摩登、言情这些元素。等我(wo)们(men)看到香港的(de)张爱玲的(de)时候,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丰富的(de)内容。回头想想,她(ta)在上海沦陷那段时间(shijian),也是(shi)二十多岁,是(shi)她(ta)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(de)作品井喷期;可是(shi),理论上来说,一个作家更为成熟、完善的(de)作品,应该是(shi)在人(ren)生的(de)后半程。这样说来,香港的(de)张爱玲与张爱玲的(de)香港是(shi)一个特别有价值的(de)题目。您写完这本书后,是(shi)不是(shi)还有意犹未尽的(de)感觉?
黄心村:是(shi)意犹未尽,责编陈甜最明白,我(wo)常对(dui)她(ta)说:“哎呀!这个没有写进去!”书定稿之后,依然不断地有新鲜的(de)资料涌现。比如佛朗士,我(wo)们(men)之所以觉得他(ta)是(shi)一个传奇人(ren)物,是(shi)因为我(wo)们(men)对(dui)他(ta)了解太少,而了解到的(de)那些内容又特别有声有色。关于佛朗士,可以不断挖下去。对(dui)许地山的(de)研究也远远没有做完,我(wo)希望会有年轻的(de)学者继续做下去。研究许地山对(dui)学者的(de)要求非常高,需要精通中文、英文还有梵文,重新去看许地山这样一个多才多艺、在多语言体系里工作的(de)学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(de)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,这是(shi)一个大工程,可以作为一批博士论文的(de)题目。
对(dui)斯黛拉·本森(Stella Benson)的(de)挖掘是(shi)我(wo)自己给自己的(de)功课。她(ta)1944年说过那一句“外国女作家中我(wo)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”,一直是(shi)一个历史的(de)悬念。大家都引用,说张爱玲最喜欢的(de)外国女作家是(shi)本森。但是(shi),本森究竟是(shi)谁?为什么张爱玲和她(ta)之间会发生联系?我(wo)当年写博士论文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——我(wo)研究的(de)就是(shi)沦陷时期的(de)上海,还写到了女作家聚谈会,可也只是(shi)提了一句,没有深究。隔了那么多年,始终无人(ren)来发掘这个课题,它(ta)等了我(wo)这么久,我(wo)觉得这是(shi)命运让我(wo)完成的(de)功课。我(wo)花了大半年的(de)时间(shijian)阅读和梳理本森的(de)作品和相关资料,最后写成一个三万多字的(de)章节,却是(shi)意犹未尽,还可以做下去。1932年,斯黛拉·本森与伍尔夫在英国南部蒙克小屋的(de)合影。哈佛大学图书馆藏。

1932年,斯黛拉·本森与伍尔夫在英国南部蒙克小屋的(de)合影。哈佛大学图书馆藏。

张爱玲背后是(shi)有一个丰富的(de)文本参照系的(de),我(wo)们(men)的(de)梳理工作其实刚刚才开始。很多作家属于她(ta)在英文系课堂之外的(de)阅读书单,比如毛姆,他(ta)对(dui)张爱玲的(de)影响比本森更大。毛姆小说里人(ren)物会说的(de)话、会做的(de)事、会有的(de)表情,许多都移植到了张爱玲小说里。本森和张爱玲,毛姆和张爱玲,我(wo)更愿意看成一种在世界文学场域里的(de)“相遇”——我(wo)不用“影响”这个词。张爱玲和本森是(shi)非常偶然的(de)相遇,和毛姆也是(shi),而且不断地在文字的(de)层面上撞到一起。张爱玲和毛姆的(de)联系,目前的(de)研究,也是(shi)止于皮毛。如果真的(de)要深究下去,是(shi)一个很大的(de)工程,对(dui)研究者要求极高。其他(ta)还有好(hao)多作家,像H. G. 威尔斯、萧伯纳、小赫胥黎……都是(shi)张爱玲写作参照系中重要的(de)声音。当然,她(ta)还提到日本作家——她(ta)也读日本文学的(de)。
您书里关于本森那章我(wo)非常喜欢,有一个重要原因:她(ta)是(shi)一个女性作家,去了那么多的(de)地方,居然还在协和医院短暂工作过。而且,您通过挖掘张爱玲的(de)文本参照系,竟然发现了佛朗士和陈寅恪一张共同的(de)照片,真的(de)太有意思了。香港大学中文系师生1941年秋季合影,摄于邓志昂楼前。佛朗士坐在陈寅恪教授和精通汉学的(de)忻祖尧神父中间。那年8月,张爱玲的(de)中文老师许地山突然离世,校方便邀请当时滞留香港、准备远赴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的(de)陈寅恪留下,接替许地山的(de)位置。合照摄于1941年秋天开学季,距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月。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藏。

香港大学中文系师生1941年秋季合影,摄于邓志昂楼前。佛朗士坐在陈寅恪教授和精通汉学的(de)忻祖尧神父中间。那年8月,张爱玲的(de)中文老师许地山突然离世,校方便邀请当时滞留香港、准备远赴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的(de)陈寅恪留下,接替许地山的(de)位置。合照摄于1941年秋天开学季,距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月。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藏。

黄心村:本森从小生肺结核,被医生预言命数不长。她(ta)没有上过正规的(de)学校,九岁时父母让她(ta)开始写日记,才走上写作的(de)道路。这样一个没有正式上过学的(de)人(ren),协和医院竟然雇她(ta)到放射科工作。她(ta)到香港拔萃男书院,学校竟然让她(ta)教各种科目,只有数学不教,她(ta)身体那么弱,还去做体育老师。她(ta)1919年离开英国,在不断的(de)行走中看世界。不仅没有早夭,居然还活到四十一岁,几十年下来,走了那么多地方,留下那么多文字。这么一个奇人(ren),1933年去世之后,却很快被英文世界遗忘。她(ta)的(de)英文写作风格在她(ta)那个年代是(shi)很特别的(de),她(ta)在我(wo)们(men)这个时代还会重新有读者吗?没有张爱玲,我(wo)根本也不会对(dui)本森感兴趣。本森的(de)作品我(wo)都是(shi)去拍卖网上买的(de),买到的(de)都是(shi)初版本。今后这些书会不会变得昂贵?会不会因为张爱玲的(de)热度而被重新出版?很难说。
你(ni)提到的(de)佛朗士的(de)照片来自港大中文学院的(de)相册。佛朗士的(de)右手边坐着精通汉学的(de)忻祖尧神父,左手边是(shi)陈寅恪,但就是(shi)没有人(ren)知道中间这位当年也是(shi)一位传奇人(ren)物。我(wo)看到那张照片的(de)时候惊呆了。找了很久,这是(shi)我(wo)见过的(de)最清晰的(de)佛朗士肖像了!而且他(ta)的(de)穿着特别体面。按照张爱玲的(de)描写,他(ta)非常邋遢,用一块暗败的(de)绸子充当领带。中文学院合照里的(de)他(ta)应该是(shi)穿了最好(hao)的(de)一套行头,领带也整整齐齐的(de),完全看不出现实生活中是(shi)如此的(de)不拘小节。
您前面谈到张爱玲也读日本文学,我(wo)有一种感觉,民国时期那些先接触西方文学或者学术的(de)人(ren),好(hao)像都不太接受日本文学,清末民初直接去日本的(de)人(ren)倒容易受到影响,比如胡兰成——不过,他(ta)特别容易被各种东西蛊惑。尤其是(shi)他(ta)晚年在日本度过,也写了相当多的(de)文章,对(dui)日本的(de)感觉一惊一乍的(de)。光凭这点来看,他(ta)跟张爱玲就是(shi)很难交流的(de)。
黄心村:他(ta)们(men)两个人(ren)完全是(shi)两种趣味,因为沦陷上海非常特殊的(de)环境和气氛,才有那么一段关系。张爱玲跟胡兰成的(de)关系我(wo)是(shi)很不愿意涉及的(de),我(wo)在书里只提过一次胡兰成,恨不得根本不提。张爱玲背后的(de)文本参照系的(de)主体部分是(shi)英语和英美文化,日语和日本文化是(shi)跟着战争进来的(de),是(shi)一种强迫性的(de)、占领者的(de)文化。对(dui)中国传统文化,张爱玲有她(ta)的(de)距离感;其实对(dui)英美文化、英语世界,她(ta)也有距离感,对(dui)日本和日本文化的(de)距离感自然更多。这一点,胡兰成从头到尾没法理解。张爱玲作为一个写作者的(de)天赋所在,就是(shi)永远会保持距离感,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放弃审慎的(de)态度。跟胡兰成那段关系当中,我(wo)想她(ta)就是(shi)这样的(de)。包括1946年初她(ta)从上海到浙南旅途中写的(de)《异乡记》,虽然是(shi)游记,在记录的(de)同时就把旅行经验虚构化、小说化了,将“他(ta)乡”里的(de)“他(ta)”迅速归档。即使是(shi)非常痛苦的(de)情感经历,她(ta)也能做到保持距离感,而且永远不忘写作的(de)初衷。我(wo)觉得这是(shi)特别珍贵的(de),是(shi)胡兰成完全无法企及的(de)。
她(ta)在《异乡记》中写到的(de)乡下风物,比如被杀掉的(de)猪“笑嘻嘻的(de)……极度愉快似的(de)”,非常有她(ta)的(de)特点。上一句可能在讽刺,下一句马上是(shi)一种淡淡的(de)悲哀或慈悲。两种感情永远同时存在,特别动人(ren)。读她(ta)的(de)文章,就像您刚刚说的(de),有一种距离感——她(ta)太敏感了,一开始就看透了一切,不会离得特别近,始终都能保持着一种独立或者说清醒。
黄心村:对(dui),她(ta)会在两个感性世界里调整,她(ta)有很柔软的(de)一面,有内心慈悲的(de)一面,但是(shi)马上“酷烈”就进来了,而“酷烈”的(de)背后又是(shi)清澈的(de)东西。她(ta)永远可以在亮色和暗色这两个不同的(de)感性世界里做各种各样的(de)调整。
张爱玲谈食物的(de)那篇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,也是(shi)比较后期的(de),从中能看到她(ta)不断吐槽美国的(de)食物——如您所说,她(ta)对(dui)英文世界也始终保持距离。但就是(shi)这样一个她(ta),在《对(dui)照记》里非常深情地写她(ta)的(de)祖先,“他(ta)们(men)只静静地躺在我(wo)的(de)血液里,等我(wo)死的(de)时候再死一次”。这里就能看到她(ta)完全没有距离感的(de)那一部分,看到她(ta)最挚爱而又难以表达的(de)那一部分是(shi)什么。很复杂,也很有意思。
黄心村:这句“他(ta)们(men)只静静地躺在我(wo)的(de)血液里,等我(wo)死的(de)时候再死一次”,我(wo)觉得其实讲的(de)是(shi)文本的(de)再生。死亡成为一种文本,可以重复。张爱玲很厉害的(de)一点就是(shi),可以把任何文本里的(de)瞬间放回到一个非常感性的(de)世界里,然后又可以从感性世界里抽离出来,再回到一个绝对(dui)抽象化的(de)文本里,她(ta)在中间穿来穿去没有任何障碍。
2009年《小团圆》公开出版时,有一种批评说她(ta)写来写去就是(shi)那点事情。这一点恰恰特别动人(ren),您在《缘起香港》就有精彩的(de)阐述,她(ta)怎样在不同的(de)时期、不同的(de)文本里,反复叙述同一件事情,不断地重写自己的(de)作品。台湾地区当时也有人(ren)抵制这本书的(de)出版。
黄心村:我(wo)觉得《小团圆》的(de)接受过程很有意思。书刚出来的(de)时候,大多数人(ren)或者读不懂或者不喜欢,现在不一样了,大多数人(ren)认为这是(shi)一部杰作,至少也承认这是(shi)她(ta)的(de)代表作。几年前,我(wo)在台湾“中研院”主持一场讨论,台湾大学外文系的(de)学者张小虹上台发言时,对(dui)着坐在下面的(de)宋以朗先生说,她(ta)认为《小团圆》不该出版,这是(shi)违背伦理的(de),这是(shi)张小虹一贯的(de)观点。但就在这几年里,她(ta)的(de)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(de)转变,她(ta)终于读了《小团圆》,认为这是(shi)一部杰作,还向宋以朗先生道歉。
记得《小团圆》刚出来的(de)时候,还有索隐派忙着寻找书中每个角色在真实生活中对(dui)应的(de)历史人(ren)物,很多人(ren)下了工夫去做。我(wo)自己拿到书后没有马上去看,一直放着,过了几个月才鼓起很大的(de)勇气去看——看了以后非常难受,因为我(wo)觉得它(ta)是(shi)一种毫不留情的(de)自我(wo)解剖。现在回头去看,宋淇1976年写信劝她(ta)不要出版《小团圆》,说时机不对(dui),会给人(ren)误解成自传,是(shi)非常正确的(de)。当年不是(shi)阅读这本小说的(de)时候,直到前些年也仍然不是(shi)。但是(shi)今天确实是(shi)重读《小团圆》的(de)好(hao)时机。
以前我(wo)认为张爱玲最好(hao)的(de)作品是(shi)上海时期的(de)《传奇》《流言》,现在我(wo)觉得《小团圆》是(shi)她(ta)的(de)集大成之作——如果在张爱玲的(de)所有作品里只能选一部代表作的(de)话,我(wo)会选《小团圆》。而且,这部集大成之作她(ta)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酝酿了,要讨论什么是(shi)“生命书写”,《小团圆》绝对(dui)是(shi)“生命书写”。七十年代她(ta)写完《红楼梦魇》,就讲到《红楼梦》是(shi)小说而不是(shi)自传,提出这个论点的(de)时候她(ta)同时在写《小团圆》的(de)初稿,仿佛也是(shi)对(dui)她(ta)未来的(de)读者说,我(wo)写的(de)是(shi)小说,不是(shi)自传。她(ta)的(de)晚期写作的(de)脉络可以从这两部作品体现出来,几十年的(de)苦心经营,就在《小团圆》和《红楼梦魇》的(de)互文关系里。
您在书中提到,“《小团圆》和《易经》是(shi)小说,虚构的(de)骨架里,细节却是(shi)精准的(de)”。这种视(shi)角远比您说的(de)考据和索隐更有魅力。此外,您还提到,“《小团圆》出版后,吸引了不少‘索隐派’,将小说中出现的(de)人(ren)物一个一个的(de)与张爱玲生活中出现过的(de)人(ren)物对(dui)号入座。其实真正想探张爱玲隐私的(de)读者,不妨在《红楼梦魇》中淘淘宝贝,兴许比为《小团圆》做索隐收获更多,且韵味无穷”。就像张爱玲看《红楼梦》一样,这个视(shi)角也可以作为我(wo)们(men)理解张爱玲的(de)一种借鉴。
黄心村:对(dui)。我(wo)分析《红楼梦魇》的(de)那个章节,最早的(de)版本写于十年前,正是(shi)《小团圆》索隐派热火朝天的(de)时候。所以当时我(wo)说考据《小团圆》还真不如仔细看看《红楼梦魇》,《小团圆》是(shi)小说,而《红楼梦魇》则不妨读成自传,其实是(shi)在开那些索隐派的(de)玩笑。与其费心去将小说角色与真实的(de)历史人(ren)物一一对(dui)应,不如再回到文本,去仔细读一读写于同一个时期的(de)《红楼梦魇》,其中有太多的(de)个人(ren)书写,有非常非常多的(de)生命痕迹。
您尝试还原、想象了张爱玲晚年在海外写作的(de)书桌,您觉得张爱玲的(de)书桌或者张爱玲的(de)书架,如果有的(de)话,是(shi)什么样子?
黄心村:两年前我(wo)做展览的(de)时候,还想当然地觉得应该重建(jian)一个张爱玲书架,后来一想,不对(dui),她(ta)根本没有书架,书看完就不要了,基本没有留下什么。她(ta)的(de)遗物里有书,但是(shi)非常少,而且是(shi)零零碎碎的(de),不成系统。1968年殷允芃去麻省访问张爱玲,随后写了一篇访问记。张爱玲对(dui)此是(shi)很不屑的(de),认为写得不好(hao)。我(wo)觉得那篇访问记最有价值的(de)是(shi),让我(wo)们(men)看到张爱玲的(de)书桌——她(ta)在书桌上摊开的(de)是(shi)什么?同时在进行的(de)工作是(shi)什么?1967年赖雅去世,在张爱玲的(de)生命中是(shi)非常重要的(de)事件,她(ta)突然恢复了单身,而且再也不用为了谋生去写一些自己本来没计划、没兴趣写的(de)剧本——她(ta)并不真心想要编电影剧本,不过是(shi)为了赚钱而已,因为赖雅不断地中风,需要她(ta)来支撑两个人(ren)的(de)小家庭。但是(shi)1967年丈夫去世以后,这个问题就没有了,同时皇冠出版社又出现了,按宋淇的(de)说法,皇冠成了她(ta)的(de)“衣食父母”。所以,1967年之后她(ta)的(de)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,她(ta)进入了写作高峰期:《易经》《雷锋塔》《小团圆》《红楼梦魇》,还有三篇写了二十年的(de)短篇小说——《色戒》《浮花浪蕊》和《相见欢》;此外就是(shi)《海上花列传》的(de)翻译,先是(shi)译成英文,又是(shi)译成国语。这一切工作都同时在她(ta)的(de)书桌上进行。所以书桌的(de)还原是(shi)很重要的(de),书架则是(shi)无法还原的(de)。书桌的(de)景象标志着她(ta)进入了晚期写作的(de)高峰,我(wo)觉得这是(shi)最精彩的(de)张爱玲。
这恰恰也是(shi)我(wo)们(men)过去不太熟悉的(de),与上海的(de)张爱玲很不一样的(de)异乡的(de)张爱玲。过去大家提到张爱玲,都感觉她(ta)在海外过得不太好(hao)似的(de)。您通过再现她(ta)的(de)书桌,再现她(ta)成熟写作期的(de)一系列的(de)研究、翻译、写作,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她(ta)创作时的(de)自我(wo)意识非常强烈,对(dui)自己要写什么、要写成什么样子有高度自觉。特别是(shi)她(ta)跟宋氏夫妇的(de)那些通信,也是(shi)一个巨大的(de)宝库。《张爱玲往来书信集》,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(gongsi)(gongsi)2020年版

《张爱玲往来书信集》,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(gongsi)(gongsi)2020年版

黄心村:这两大册书信仔细看的(de)话,那不得了,只是(shi)真要读懂他(ta)们(men)在讨论些什么,譬如弄明白文字背后异常丰富的(de)各种文本参照系,对(dui)读者的(de)要求是(shi)非常高的(de)。这套书两年前出版,现在研究还不够。再过几年,根据书信集所提供的(de)资料,应该会出现更多的(de)张爱玲研究。
我(wo)觉得,对(dui)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(de)是(shi)写作自由,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经济独立不见得就是(shi)富裕,但可以不用为了钱而去写一些自己本来不想写的(de)东西。1967年之后,张爱玲进入晚期写作的(de)高峰期,她(ta)拥有了这种自由,而很多写作者是(shi)做不到这样奢侈的(de)。从这一点来讲,我(wo)根本不觉得张爱玲不幸。很多人(ren)写到她(ta)的(de)晚年,比如各种张爱玲传记老是(shi)说她(ta)孤独终老、晚景凄凉之类,如果读了她(ta)的(de)书信集、了解她(ta)晚期写作的(de)状况,就不会得出这样的(de)结论。
感觉这些评论中其实是(shi)存在某种性别视(shi)角的(de),仿佛一个女人(ren)只要最后独自死去,就一定是(shi)非常孤独、凄凉的(de)状态。能否请您谈谈张爱玲研究与阅读中存在的(de)性别视(shi)角问题?
黄心村:我(wo)想到了本森。本森三十出头才结婚,在她(ta)那个年代是(shi)很晚的(de)。她(ta)在日记里面写道:“我(wo)想有伟大的(de)成就,婚姻是(shi)个障碍。”她(ta)说如果有一天,我(wo)变得跟常人(ren)一样,有平平常常的(de)婚姻,过一种附庸的(de)生活,我(wo)不会有任何生存下去的(de)幻想。当然,她(ta)后来还是(shi)结婚了。我(wo)觉得这是(shi)张爱玲跟本森这位她(ta)最喜欢的(de)外国女作家的(de)共同点:她(ta)们(men)的(de)生活是(shi)为了写作,写作是(shi)至关重要的(de),即使最为伤痛的(de)时候、感情经历最为跌宕的(de)时候,写作的(de)初衷永远都在。在她(ta)生命很艰难的(de)关头,写作是(shi)一种救赎。说她(ta)凄凉也好(hao),说她(ta)孤独终老也罢,背后是(shi)一种我(wo)们(men)文化里根深蒂固的(de)性别保守主义。但是(shi),对(dui)一个纯粹的(de)写作者而言,如果我(wo)们(men)说“生命写作”的(de)话,什么是(shi)最完美的(de)?肯定跟世俗的(de)标准不一样。至于说“孤独”,我(wo)在想,张爱玲什么时候用过“孤独”这个词?《小团圆》初稿完成后,宋淇写信对(dui)她(ta)说,前两章很琐碎,读者不会喜欢的(de),而且都是(shi)以前写过的(de),从市场和读者需求的(de)角度,建(jian)议她(ta)把前面两章删去。她(ta)回信说不能删,因为这两章是(shi)必要的(de),是(shi)“key to her character”,是(shi)建(jian)立九莉的(de)人(ren)物形象的(de)关键。为什么呢?因为是(shi)“高度的(de)压力,极度的(de)孤独”——这里就用了“孤独”这个词。它(ta)讲的(de)是(shi)一种特殊的(de)情境,战争爆发,在一群陌生人(ren)里死去,亲人(ren)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是(shi)“极度的(de)孤独”,这还不够,甚至还有“高度的(de)压力”。此外,她(ta)还有一处讲到孤独。她(ta)说《红楼梦》是(shi)起了个大早,出现得非常早,在西方文学都没有出现这种长篇叙事文学的(de)时候,《红楼梦》是(shi)一座孤独的(de)高峰。一个人(ren)自由地写作,不趋求于他(ta)人(ren)意志,对(dui)这样的(de)状态,她(ta)是(shi)不会用“孤独”来形容的(de)。用世俗的(de)观点来衡量她(ta)的(de)晚年生活状态,显然不适合。张爱玲的(de)女性主义是(shi)不明显的(de),可是(shi),她(ta)的(de)女性意识自始至终都在。
她(ta)早期有一篇曾遭批评的(de)小说《殷宝滟送花楼会》,里面提到离婚的(de)事情,殷宝滟劝那个女生说,“我(wo)自己就是(shi)离婚的(de)人(ren)的(de)小孩子,我(wo)可以告诉你(ni),我(wo)小时候并不比别的(de)小孩特别地不快乐”。她(ta)其实很早就借小说人(ren)物之口,谈到了自己对(dui)父母离婚的(de)看法。
黄心村:没错,她(ta)的(de)女性意识、批判意识自始至终都在。在1945年《纳凉会记》里,她(ta)就说过“读报纸的(de)文字,是(shi)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来的(de)”。她(ta)从很早开始就已经下意识去瓦解各种既定的(de)结构。她(ta)不是(shi)很自觉的(de)女性主义者,我(wo)们(men)不能给她(ta)贴一张“女性主义”的(de)标签,但她(ta)肯定是(shi)用解构的(de)方式去看待任何既定俗成的(de)规矩。你(ni)如果给她(ta)贴标签她(ta)肯定是(shi)不干的(de)。
她(ta)也写伤痛,我(wo)其实很早就想写一篇叫《张爱玲笔下的(de)伤痛》,非常有意思,还在构思中。《小团圆》对(dui)伤痛的(de)描写真的(de)是(shi)切肤之痛,《异乡记》里也写到了伤痛。可她(ta)在书信里是(shi)不提的(de)。宋淇、邝文美是(shi)她(ta)那么好(hao)的(de)朋友,赖雅去世,她(ta)信中也只淡淡一句“详情下次再讲”,到了“下次”,没有“详情”,也没有“再讲”。母亲去世,她(ta)也一笔带过。她(ta)给邝文美的(de)信中喜欢用“低气压”这个词,信里说“最近有点低气压”,其实是(shi)经历了很大的(de)挫折。没有虚构的(de)框架,她(ta)是(shi)不会真正谈及伤痛的(de)。
您在书中写到张爱玲对(dui)颜色的(de)精准观察,把她(ta)写的(de)大海和本森写的(de)大海对(dui)照,非常有意思。您也一定注意到了,她(ta)对(dui)声音的(de)描写很细致,很喜欢记录不同的(de)外语和方言,然后转换成汉字。《小团圆》中有个片断,刘氏女校里的(de)陆先生,带着学生原地踏步,说“几夹右夹,几夹右夹”。您的(de)母语是(shi)吴语,读到这句,您反应过来她(ta)在说什么了吗?她(ta)这种还原声音的(de)写法,您怎么看?
黄心村:你(ni)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(de)课题,即张爱玲文字的(de)声音层面。我(wo)读《海上花列传》吴语本没有障碍,再对(dui)照张爱玲的(de)国语本,就能看到她(ta)做了什么。张爱玲说她(ta)的(de)母语是(shi)南京话,而且是(shi)被北边话和安徽话冲淡的(de)南京话,是(shi)她(ta)自己把上海作家这张标签给撕掉了。吴语其实是(shi)她(ta)的(de)第二语言,学到近乎母语(near native)的(de)程度,正因为是(shi)学来的(de),才能辨析母语和国语之间的(de)差别,才可以做翻译。如果吴语是(shi)她(ta)从小成长的(de)那个环境里的(de)语言,她(ta)不会有那样的(de)自觉性。
声音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。我(wo)一直很想知道,张爱玲说话是(shi)什么样的(de)声音。殷允芃在访问记里说,她(ta)是(shi)北京话带点安徽口音。我(wo)很好(hao)奇,殷允芃是(shi)一个台湾的(de)女学生,她(ta)怎么听得出张爱玲的(de)安徽口音?是(shi)不是(shi)她(ta)的(de)生活环境里有籍贯安徽的(de)外省人(ren)?白先勇说张爱玲是(shi)淡淡的(de)京腔,还有人(ren)说她(ta)的(de)国语说得很标准——我(wo)想,说张爱玲国语标准的(de)人(ren),自己肯定是(shi)有口音的(de)。我(wo)也在想象,张爱玲的(de)英语是(shi)什么样的(de)。她(ta)的(de)中学圣玛利亚女校是(shi)美国圣公会创办的(de),到了港大,又进入了一个英国音的(de)世界,她(ta)又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。有人(ren)说她(ta)虽然在美国住了很多年,英语仍然带有英国口音。她(ta)的(de)声音是(shi)在一个多语言、多文化的(de)环境里形成的(de),一定是(shi)多声道而不是(shi)单声道的(de):有时候是(shi)安徽话,有时候是(shi)南京话,有时候是(shi)上海话,有时候又是(shi)很纯正的(de)京腔,然后是(shi)英语——英国英语、美国英语,还有就是(shi)洗掉了英国音和美国音的(de)那种分不清楚、没有明确标签的(de)英语。她(ta)不会被某个地区限定。她(ta)赴美途中经过日本写的(de)一封信特别有意思,她(ta)就有本事用自己掌握的(de)那么一点日语口语逛街、打车,还去买东西。她(ta)在《重访边城》中写在台湾听到山地人(ren)说日语,这是(shi)声音记忆,唤回了一种久远的(de)语言,战争时期跟着隆隆炮火进来的(de)、强制要学的(de)日语课的(de)声音出来了。声音先于影像和文字。
说到张爱玲这封信,是(shi)1955年秋天她(ta)坐上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兴致勃勃奔向美洲大陆的(de)时候,写给宋淇和邝文美的(de)第一封长信,其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(de)地方是(shi),它(ta)把战前、战时和战后整个连在一起,有一种历史眼光在里面,而且空间感特别强,那么简短的(de)描写,你(ni)就可以看到1955年日本已经走出战后的(de)阴影,正处在经济快要飞跃的(de)关口,恰恰在那个时候,就像我(wo)在书里写的(de),张爱玲看到的(de)是(shi)美国文化渗透下的(de)日本,是(shi)她(ta)即将要去的(de)美国的(de)文化预演。她(ta)写1955年在大阪街头,她(ta)看到电视(shi)里正在放足球赛,电视(shi)的(de)黄金时代即将到来,这是(shi)美国文化渗透到了美国占领下的(de)日本。日本对(dui)她(ta)来讲是(shi)一道桥梁,是(shi)一片大洋隔开的(de)两个世界之间的(de)一个连接点。她(ta)在那个节骨眼上,看到了一张战后新版图。我(wo)这样看那封信,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前面您谈到了张爱玲的(de)英语口音,那么,她(ta)的(de)英语写作的(de)特点是(shi)什么?
黄心村:我(wo)曾经不是(shi)很喜欢她(ta)的(de)英语。读《易经》《雷锋塔》的(de)英文原文,真的(de)用了很大的(de)耐心,我(wo)觉得读起来不是(shi)很容易,她(ta)的(de)英文很难把你(ni)抓进去。但是(shi)我(wo)读了本森的(de)作品之后,就完全理解她(ta)的(de)英文是(shi)哪里来的(de),她(ta)们(men)俩太像了,真的(de)就是(shi)那个年代的(de)典型的(de)英文写作。之所以觉得难以进入,是(shi)因为本森这样的(de)参照系已经被遗忘了,但是(shi)如果把本森重新找回来,张爱玲的(de)写作就有了她(ta)的(de)上下文,就有了来源。所以,像本森这样的(de)作家非常重要。
能否请您谈谈张爱玲的(de)美学追求?
黄心村:因为那个非常特殊的(de)环境和时代背景,张爱玲形成了一种对(dui)我(wo)而言非常奇特的(de)美学追求。历来大家都把张爱玲想象成一个民国的(de)旗袍女子,实际上她(ta)在美学上追求的(de)东西怪异得多,她(ta)与李香兰那张合照里穿的(de)裙子就非常奇特。我(wo)把它(ta)视(shi)为一种“坎普”。她(ta)的(de)“坎普”就是(shi)在沦陷时期的(de)上海与炎樱一起炮制出来的(de)一套美学追求,里面有东洋摩登的(de)东西,也有她(ta)们(men)理解的(de)奥斯卡·王尔德的(de)那种新艺术运动以来的(de)唯美和颓废。这是(shi)她(ta)们(men)所理解的(de)一种标新立异的(de)风格,与时代有那么一点差距,但与时代又是(shi)分不开的(de),因为没有那个时代就没有这样一种美学追求。张爱玲与李香兰

张爱玲与李香兰

张爱玲自己也很喜欢看一些设(she)计作品。
黄心村:是(shi)的(de)。《小团圆》和《易经》里都有这样的(de)场景,开战之后,那些教授家里都人(ren)去楼空,小说中的(de)年轻的(de)女主人(ren)公在教授的(de)书架上找到一本奥斯卡·王尔德的(de)《莎乐美》,她(ta)没有将整本书带走,只是(shi)把比亚兹莱的(de)插画撕下来带走。是(shi)不是(shi)真事,我(wo)不知道,很可能是(shi)虚构,但是(shi)很有意思。比亚兹莱对(dui)她(ta)本人(ren)的(de)画作有没有影响,我(wo)觉得还可以继续研究。从视(shi)觉文化的(de)角度,往下挖掘她(ta)背后的(de)参照系——这个参照系不一定是(shi)文本的(de),也有图像。1894年初版《莎乐美》封面及内页,插图由比亚兹莱绘制。

1894年初版《莎乐美》封面及内页,插图由比亚兹莱绘制。

张爱玲对(dui)食物的(de)书写也很有意思。她(ta)遇到一个上海人(ren)房东,也算是(shi)故乡来人(ren),给她(ta)送吃的(de),她(ta)花了很多笔墨记录那个人(ren)说了什么。她(ta)那篇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也淡淡提到一句,说在海外吃火腿什么都不太行,要说好(hao)吃还是(shi)故乡的(de)食物比较好(hao)吃,然后话锋一转:不要寄粮包,也没有什么亲戚可以寄粮包。这让我(wo)特别有共鸣。
黄心村:张爱玲的(de)食物书写跟别人(ren)是(shi)不一样的(de),她(ta)的(de)食物书写大多没有那样美好(hao),我(wo)用的(de)形容词是(shi)“酷烈”:特别尖锐、犀利的(de)食物书写。她(ta)在晚期散文《重访边城》和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里都写到在香港重新寻找当年的(de)食物,非常惨不忍睹的(de)经验——面包里可以拉出一根淡黄色的(de)卷发。所以她(ta)在香港听到所谓乡音,有人(ren)谈生意用上海话,觉得是(shi)一件非常恐怖的(de)事情,而食物又这么惨不忍睹,让她(ta)觉得要赶紧离开,用她(ta)自己的(de)说法是(shi)“皇皇如丧家之犬”。香港既然是(shi)这样了,就没有必要再来,所以才有诀别。她(ta)提及的(de)食物不是(shi)什么精致的(de)美食,都是(shi)街边小吃,不见得好(hao)吃,也肯定不好(hao)看。她(ta)笔下的(de)食物记忆,也是(shi)一种异乡的(de)记忆,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,对(dui)她(ta)而言,唯一的(de)家园在文字里,是(shi)《红楼梦》,是(shi)《海上花列传》,是(shi)《醒世姻缘传》。我(wo)觉得张爱玲是(shi)没有归属性的(de)。上海也好(hao)、香港也罢,对(dui)她(ta)来说都是(shi)永远的(de)异乡。如果我(wo)们(men)放弃追究张爱玲到底是(shi)上海的(de)张爱玲还是(shi)香港的(de)张爱玲,再回头来重新阅读张爱玲,并构思一个新的(de)框架,整个世界就打开了。
您在书的(de)后记中讲到,“张爱玲从来就不是(shi)目的(de),也不是(shi)终点,而是(shi)一个窗口、一套方法,一条蹊径,从张爱玲重新出发,我(wo)想看看她(ta)还能将我(wo)们(men)带到多远”,能否请您谈谈对(dui)今后张爱玲研究的(de)展望?
黄心村:因为我(wo)的(de)研究是(shi)比较文学的(de)范畴,我(wo)还可以继续地深挖她(ta)的(de)文本参照系,这是(shi)无边无际的(de),可以展开一张非常多样化、非常广阔的(de)文学关系网。视(shi)觉方面,张爱玲和图像的(de)关系也可以往下挖,《缘起香港》里还没写够。至于张爱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、作为人(ren)文研究的(de)一个分支会有怎样的(de)发展,我(wo)想说有千千万万种可能性,正如林奕华在谈到改编张爱玲之难时说的(de),有“千千万万的(de)张爱玲们(men)”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inwen),更多原创资讯(zixun)请下载“澎湃新闻(xinwen)”APP) 责任编辑:郑诗亮 校对(dui):刘威 澎湃新闻(xinwen)报料:4009-20-4009   澎湃新闻(xinwen)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(wo)要举报 关键词 >> 张爱玲,香港,香港大学,美国,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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